有的人在苦苦追寻人生意义的时候, 有的人早已经在实现生命的价值。 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新闻: 如果不说,你肯定不会想到这个翻垃圾箱的女生是一名海外留学归来的女硕士。 她叫陈立雯,80后女生,2015年留学加拿大,后来又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的历史。 按照职业规划,她本可以高枕无忧地在大学当老师,可这个“看过世界”的姑娘,回到了故土一头扎进了“垃圾堆”,当起了“乡村环卫工”,做起了垃圾分类的工作。 在老乡们的眼中,陈立雯是个奇怪的人,他们不理解一个名校海归硕士为什么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倒腾臭烘烘的垃圾。 很多人都对她“好言相劝”,有的还自告奋勇要给她介绍工作。 面对村民的不解陈立雯是这样回答的: “不了解我这几年经历的人会问,你觉得因为现在的选择而放弃很多女孩子向往的大学教师的工作,不会遗憾吗?不会不快乐吗? 我回答,当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那他是不可能不幸福的。 我庆幸自己当初追逐理想的勇气,虽然也曾遭遇工作的瓶颈,也曾经想过放弃,但那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最终总是能够勇于面对生活,面对理想遭遇现实后的冲击,背起背包重新上路。 所有这些,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豁达,更加游刃有余。” 于是,她这一干就从2015年做到了2018年,尽管收获到一个略带调侃性的称谓——“收垃圾的”,但是在她的心中却是一个充满荣耀的“王冠”。 就连白岩松在《新闻周刊》的节目中,也不由得赞叹道:“希望像陈立雯这样的人再多一些!” 《一代宗师》中有句台词:
名校给你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一个人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见过世界,才能看清自己,明白自己最应该坚持什么。 曾经看过一期《奇葩说》,清华大学的学霸梁植,在大学待了十年,顶着法律学学士、金融学硕士、新闻学博士,这些甩了普通人上百条街的头衔,却在一个辩论的舞台上,问老师自己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高晓松多次劝诫无果,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越来越多的人被名利束缚,忘记了曾经最美好的初心。 钱理群教授在《大学里绝对的精致主义利己主义者》中说道:
他称这群人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座名校汇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优渥的教育资源,我们就是寄希望于名校,以及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和其他的学校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不一样,并非因为名校的光环加身,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地位,而是一个名校生应该拥有坚持理想的勇气和改造世界的责任。 2018年4月22日,南京大学的官网上出现了这样一段颁奖词:
文中的“他”名叫袁辉,2012年从南大历史系毕业后,毅然辞去国企的稳定工作,前往西部支教,这一干就是五年多。 这些年,他的大学同学或在北大、南大、武大读博,意气风发;或在银行国企上班,收入不菲;朋友圈里,也常有同学晒吃饭、旅游、买新房、拍婚纱的照片...... 而当年同一个战壕的他,却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年收入不足一万,除了满足生活的必须,很多时候他还要救助贫困的学生,年近三十,依然茕茕孑立。 同学朋友的不理解,父母的抱怨,让他越来越被边缘化。
这是袁辉的原话。 袁辉和他的学生们 一个名校毕业生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 曼德拉曾说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仅仅是活着,而是我们给他人的命运带来了何种不同。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有的人在苦苦追寻人生意义的时候,有的人早已经在实现生命的价值。 如果你是名校毕业,一表人才,你在毕业后最想找什么工作? 我相信这样的选择可能不计其数,但是我也相信,在这万千种的选择中绝对不会出现一个词,“找死”。 但是,有的人偏偏抬起脑袋一头撞了上去。 2016年一部名为《象牙游戏》的纪录片在国际影坛斩获无数大奖,并且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其中一个年轻的亚洲面孔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他深入非洲腹地,在枪林弹雨的险境中上演了一场绝地求生的“无间道”。 他的名字叫做黄泓翔,复旦大学高材生,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 这样的身份分明就是驰骋华尔街的精英,可他却辞去了全球顶尖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的面试Offer,转身投入到保护非洲野生大象的公益组织,并且以“卧底”的身份,深入调查象牙的非法买卖。 很多人不能理解,有人问他:就这么几个人在异国他乡为了野生动物到处奔波真的值得、有用吗? 要知道,毕业于常青藤名校的黄泓翔完全可以一毕业就过上人人羡慕的体面生活。 请听听黄泓翔在纪录片《中国人在非洲》中的回答:“我当然可以选择去赚钱,但是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常说:读书改变命运。 有的人惦念着的是个人的兴衰荣辱,而有的人的心中却装载下万物生灵的命运。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曾在2011届本专科毕业典礼上说过复旦的精神内涵,其中有两个词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 第一,“自由”。 第二,“无用”。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答:“复旦的自由而无用究竟指什么?” 同为复旦大学毕业的作家@纽太普解释道,自由即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向和道路。 而无用他将其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不追求“有用”。 我们习惯了用“有用”来判断一个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很简单,也很经济实惠。 但是,那些无用的事情,才组成了一个人的全部,甚至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那些部分。 一个完全有用的时代,是无趣的。 第二个层次,不追求做“有用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以获得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资源为目的,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有权重的、更“有用”的人。 第三个层次,不愿变成“被使用的人”。 中国人有句古训:“君子不器。” 就是指一个人不该成为一种工具,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无需思想和灵魂就能生活下去的角色。 一个人立足于世间,有的不应该只是器物之型,而是无论环境如何,都不会改易弯折的灵魂。 现在,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金钱和权力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尤其是名校生,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他们的未来似乎一开始就和财富地位挂上了钩。 否则,就不能够被称为“有用”的人。 还记得2014年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在其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的那场演讲吗?
北宋理学宗师张载也为后世读书人立下过四句振聋发聩的誓言:
读名校为了什么? 借用同样在山区支教的南开大学毕业生陶潜的一句话: “我们只是在做一件自己70岁后回忆起来还会微笑的事情。” 这是我见过最好也是最深刻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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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2 | 笨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