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难了！看完这些2020 届新生直呼不容易
9月如期而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将陆续迎来2020级新生。
往年的开学季，各大高校会纷纷推出各种新生训练营，提前让新生感受城市环境、校园氛围、集体生活等，以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独立自主”的要求。
但是因为疫情，新生训练营基本全部取消。
在此之前，2020级新生面对的是近半年的在家自习和高考延期。
“本届新生不容易。”北师大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副研究员张继明老师有感而发。
疫情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心理咨询中心都为本校学生提供了在线服务，日常深度咨询与咨询热线双线开展，暑期不打烊。咨询中心老师们的线上咨询时段，预约量相当饱满。
说本届新生不容易，不是说往届新生没有问题，新生入学，面临的问题基本相似。
历届新生的老问题，加上今年新生的新问题——他们已经经历了半年“家庭密切，朋辈分离”的状况，如今要面临的，是随时“朋辈分离，回到孤岛”的可能。
本届新生不易，是相较往届新生而言，面临的外在环境变化可能性更大，身心挑战也更强。
01
历届的问题，本届都会有
“老师，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怎么办？”
“老师，我读的这个专业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我想退学重新考个好的……”
“老师，我是不是太差了，我的同学都在朋友圈晒他们牛哄哄的学校，为啥我没考到更好的学校？我明明可以的……”
“老师，我真的要崩溃了，我没想到学业压力这么大，不是说到了大学就自由了吗？期末考试一下子要看这么多书，准备这么多东西，我实在扛不住了……”
张继明老师将每年新生咨询案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概括为三类：第一类忙着后悔。“对所学专业或所报考学校失望，觉得没面子，直到把自己折腾成抑郁症。
忙后悔的人往往纠结是否复读或考研改变现状，还有动力，这一类同学学习上不太容易懈怠。”
第二类忙着抱怨。大学的环境全新，宿舍条件不尽人意，同学来自天南地北，班级的概念消融，集体归属感动摇，一旦固定的生活圈子——宿舍关系没有处理好，问题就来了。
“这一阶段的适应过程是没有人教的，需要自己去适应，适应能力强的没有问题，不适应且问题解决能力差的同学，就会抱怨。”
第三类忙着玩。“因为以前学习太苦了，现在要过得好一点，补偿一下自己”——这是大部分忙着玩的新生的心声。
到了大学一切完全自主，老师不再追着要作业，遇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可以一起逛街、游戏、娱乐，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这样没有节制玩一学期，一般到第一学期末，问题就来了。
张继明老师担心，2020级新生，忙着玩的会增加——不仅因为以前学习苦，更因为疫情基本中断了朋辈交往，到了大学，会更加补偿式放飞自我。
这三种忙，在每个新生身上都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心理功能好的，在学校的支持系统下能很快适应，或建立新的目标。
“出问题的，往往是带着问题来的。在高考明确而强烈的目标与反馈体系下，学生和家庭、学校的达成目标共同体，很多问题被掩盖了，没有时间去暴露，暴露了也没有时间或空间去处理。等到了大学，家长后撤，大学的管理相对宽松，同辈竞争水平提升，一下子问题就都出现了。”
02
告别过去，建立自我——归零不易
2020年7月，全社会焦点都放在因疫情延期进行的高考上，校门口穿着旗袍或拄着甘蔗翘首以盼的家长们，一次又一次冲上热搜。
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个北大高考状元的抗抑郁史》在朋友圈迅速传开，这位叫游安的作者，发出了让考场里的考生和考场外的家长都没来得及想的问题：
那些清华北大随便挑的高考状元们，后来都过上了怎样的生活？这些站在高考金字塔尖的人，几十万个学生里只能出一个的人。他们后来成功了吗？他们是否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游安的大一，在北大遭受的第一个打击就是，考试成功的人真的太多了。
接下来遭遇了更多的尴尬：与同学相比，无论从见识爱好还是特长来看，她都像个“土鳖学霸”——不是说牺牲年少的快乐，就能换来上好大学的幸福吗？为什么别人看起来并没有像我一样牺牲那么多？为什么他们的青春还挺多彩的，看课外书不会被没收，写文章不会被说不务正业，做喜欢的事不会被问“这有什么用”，但是今天还和我来到了一样的地方？
游安的问题，很多人在大一时候都问过，那些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同学们，那些自嘲“小镇做题家”的“学霸”状元们，那些带着过去优异成绩的光环进入大学结果发现自己秒被KO的“学渣”们——他们的过去习惯用成绩证明自我，如今在强大的对手和巨大的落差面前，感受到了自我无处安放的强烈痛苦。
诗人迪金森曾经写下：“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阳光。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
如何看待这片新的“荒凉”？北航心理咨询中心李卫华老师每年给心理中心勤工俭学组做岗前培训时会鼓励道：“同学们，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家庭条件、师资和学习资源都比较缺乏，同样考进北航，你们跟来自城市富裕家庭的同学玩的是同一款游戏，但你们用的是最差的装备，一路走过来简直是hard模式，相比较而言，大家已经比玩easy模式的人强太多了。做好自己，不需要跟别人盲目比较。”
大一新生要做的是归零，是好好和过去告别，建立新的自我。
归零的意思是，你不是最厉害的，也不是最差的。恰如金庸小说里的全真七子在全真教很厉害，如今到华山论剑阶段了，一眼望去自然高手如林。既要接受高手如林的江湖事实，明白成就新的江湖传说并非旦夕可成，不把自己架在过去的光环里下不来台，又不能妄自菲薄，毕竟都是打怪升级上来的，谁都有实力在新环境中大展身手。
当然，归零后还要找到那个你想要的清晰目标。
03
自由与迷茫——重建目标不易
“吃鸡毁一生，网游穷三代；天天上自习，必成高富帅”。这是2018年开学季，出现在浙江大学校园里的迎新横幅，意思简单明了，却有点儿触目惊心。
每年，因为沉迷游戏导致学业、身心出现问题，最后不得不退学的事例，在很多高校都会发生。
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2007年对全国13所高校的调查显示，80%中断学业的（包括退学、休学）大学生都是因为网络成瘾。2018年新生开学季的横幅表明，网络成瘾的问题在高校依然突出。
道理谁都懂——明明知道沉迷游戏不好，但是一看到宿舍同学联机就放弃了挣扎的大有人在。
很多人陷入自责——无力改变——再次挣扎——越陷越深的循环，最后只好彻底放弃。
大学是教育体系中的最后一棒，在此前长达十几年的基础教育中，孩子们被赋予简单直接的努力目标：考上大学。
考上好的大学，更等同于人生成功。家长也倾向于不管有什么问题，上了大学再说。想要自由，到了大学就自由了。想谈恋爱？到了大学再说。
自由、恋爱、游戏、爱好，这些需求被大大延迟，一到大学，青春期需求被极大地激发与释放。加上先前高频度反馈的中学管理模式不再，与学生关系紧密的家庭关注隐退，这些新生，带着原有隐藏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问题，“大撒把”式地冲向大学——忙着“吃鸡”，只是其中表象而已。
对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们来说，他们则更愿意从更深的层面理解为什么大一新生更容易沉迷上游戏。
李卫华老师认为，沉迷“吃鸡”的背后，是新生对反馈系统改变的不适应。
中学的集约式管理和及时反馈带来确定感和安全感，这是基础教育的优点。不管考试还是学习，如果反馈时间过长或缺失，很多学生会感到很恐慌。
一旦遇到学业压力过大或人际交往困难等适应性问题，身边又没有人可以及时提供反馈和建议的时候，自由带来的可能就是孤独，一旦决定逃避，游戏往往会成为首选。
反馈系统是个人对社会支持的需求，游戏的反馈系统做得恰恰非常到位，每一次过关或失败，都有及时的奖惩，让人找回了目标和可控感。
还有的同学在游戏里能保持过去的优越感，虽然玩一天很累，也不大想玩，但是想到现实更糟糕——成绩下滑，人际障碍……而躲在游戏里有一帮兄弟呼朋引伴，他们喜欢你、尊重你，这种自我感觉很棒。
“可以说游戏恰好在某一个寻求人生目标和意义的空心时刻填了某个坑，能让他活下去。有时候我们得感谢游戏，如果没有游戏的话，可能整个人很快就崩掉了。”李卫华老师如是感慨。
理解了这种不容易，才会理解迎新横幅正是以夸张的方式指出了另一条出路——回到学业，重建目标。
04
后悔与失望——认清选择不易
“同学们你们每个人都在说自己不自由，北航东门离地铁只有几百米远，你们完全可以从东门出去坐上地铁，想去哪去哪，为什么大家还没跑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沙河校区，作为飞行学院心理素质教育授课老师，李卫华老师常常会向同学们发出上面这般考问。
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因为飞院的新生一入学就进入了准军事化管理，心理落差大，甚至觉得自己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学习训练强度大，作息节奏紧张。这是他们在上大学前完全没有料到的。
面对李老师的考问，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我没有钱哪！我这么跑了怕父母不高兴呐！说什么的都有。
李老师接着说：“这么看来，大家都很有智慧，这种不自由是大家选的，大家想要好的文凭，好的工作，好的生活，待在这里，都是自己权衡了利弊做出的选择。”
李老师一语道破现实的真相，貌似无情，却扭转了大家逃避与推责的心理——将失望的心理归因为客观环境，为自己遇到困难时寻找抱怨的借口。
不逃避，不推责，才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很多同学进入大学后，会说“这个专业不是我选的，这个学校本来也不是我想报的，但是我这个分数只能选这样的学校，我没得选……”
新生刚入校园由于一直感受外界环境带来的新鲜感的刺激，还处在兴奋状态。一旦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回过味儿来，就会重新审视当初的选择——当然，大部分选择是在父母或别人的建议下做出的，后悔和迷茫的心情由此而生。
纪伯伦说：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没有自由的选择，以及完全自由的选择，都会出现问题。
张继明老师曾经多年从事精神科医生一职，他更倾向于从社会、文化和家庭角度理解人身上出现的问题。
让他印象极为深刻的是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心理咨询师跟他提及的两个博士生案例。一个中国孩子和一个美国孩子，都很痛苦，想自杀。
中国孩子的父母是高校教授，他从小到大的人生轨迹都被安排好了，一路学习到博士，博士毕业后去高校当老师。他说：“我不想做研究，我其实想做个工程师，我不想再继续做我父母的孩子了。”
另一个美国孩子的家庭则完全相反，他的父母对他做什么都支持，他做任何选择都说ok，然而读完博士后他不知道自己想干吗，因为已经没有书可以读了——环境没有给他关于选择的反馈，他依然迷茫。
李卫华老师有着12年的咨询经验，谈及咨询中出现的因选择与自由而痛苦的案例，很有感触：“来访的同学普遍比较关注谁在捆绑我，要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不要受束缚。但当我问他们你的意志是什么？你要什么?他却答不上来，很迷茫。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很多人抑郁是因为这个。”
05
家庭后退，友朋上线
——朋辈来之不易
“高期待、高要求、高批评、高控制”，张继明老师用“四高”来形容疫情期间长时间封闭居家导致亲子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家庭特点。
“如果家庭没有问题，对于心理功能正常的孩子，今年的情况不会加重问题，也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功能不正常的孩子，家庭会让他们的状态变得更糟糕，半年持续居家，甚至会感觉在监狱里，不能去学校躲一躲，不可以和同学朋友们见面吐槽，没有任何缓冲区。这种家庭氛围，就是一种挣扎。不开学，继续居家，就会很恐怖。”
有个同学疫情期间找到学校心理咨询师，说自己很烦，想自杀。他的家庭就是典型的“四高”家庭，父母像高中生一样要求他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学习，吃完饭还要跟父母一起出去散步。
过了不久这位学生跟咨询师反馈说自己好了——从家里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父母够不着了，痛苦的应激来源就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又回来了。“老师我决定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
比起逃离家庭，疫情期间更多的大学生展现出需要同伴的迫切。
缺少学校环境和周围的同学的参考与反馈，居家学习的大学生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为不知道别人学得怎么样了而焦虑，又为一个人上着大学而感到孤独。
在大学图书馆、自习室或寝室，看到身边有人跟你做一样的事情，这种归属感和群体的支持，是别的环境代替不了的。疫情期间很多学生学不下去了，就在线上开个自习室，开着视频大家一起学习，一个个“孤岛”在线上重新建立连接。
我是谁？我怎么办？我要去哪里？是在青春后期进入大学的新生们来自灵魂深处的发问。
刚刚形成的自我同一性不稳定，需要一个参照系来验证我是谁。
尽管父母和老师眼里的我有着诸如“很棒”“很调皮”“很乖”“好学生”这样的评价，但只是某种标签，不是真实的我。只有伙伴眼里映照出来的我才是我，因为他们跟我年龄相同，经历相似。
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需要从伙伴那里去建构与确认，所以大学阶段，朋辈绝对比父母和老师更权威，更重要。
疫情期间，朋辈之间的正常连接被切断了。虽然有微信，但这不能替代“我们在一起”的感情。通过面对面交流带来的支持与安心，是不能通过在线替代的。
可喜的是，相遇而笑的开学季已经到来，而这一切实在来之不易。
2020级新生，将会更珍惜与同学一起的大学时光。
作者：丹敏 新芷 图片：黄平安
责任编辑：方丹敏
文章来源：《大学生》杂志202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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