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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禅寺等觉院:崇宁大藏,私刻首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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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4 09:0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崇宁藏》的性质,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中给出了以下定义:“《崇宁藏》,又名《东禅寺大藏经》、《崇宁万寿大藏》、《崇宁万寿藏》、《东禅寺本》、《闽版》、《闽本》,是由民间自发组织刻印的佛教藏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私刻藏经。”刊刻大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大藏的刊刻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那么,东禅寺为什么要私刻一部大藏呢?关于这件事的起因探讨,我觉得以日本小川贯弌先生所写的《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一文较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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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香街成为寻找东禅寺的标志

小川贯弌在此文中讲到了元绛这个人,这位元绛在宋代也算实力派,他跟王安石的关系很好,所以就受到了神宗皇帝的赏识。到宋熙宁初年,元绛开始掌握中央财政,如此说来,他算新党人物。但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要帮助刊刻大藏经呢?对此小川贯弌有如下一段论述:“关于这个新法党系的参知政事元绛,成为福州闽县易俗易白马山东禅等觉院雕造大藏经板的请主的事,没有什么史料。他和住持慧空大师冲真的关系也完全不清楚。但神宗皇帝熙宁四年(1071)三月十九日,依诏有废止东京开封府太平兴国寺印经院的事。

这个印经院的敕版大藏经的板木,曾令拨给杭州府下,令僧了然管理;但因了然固辞,同年八月十日下赐开封府崇化坊显圣寺的寿圣禅院,于是住持智悟大师赐紫怀瑾成了提辖管勾(监督管理—译者)印经院事,担任折印与雕版的管理事务。印经院自开设以来,在内侍省所管之下,曾担任过敕版大藏经的雕印,但因须继续奉纳辽的岁币,国库的财政达到穷乏之极,终于随着王安石的新法实施而把它废止了。而且那印经院址,已成国库的财务长官三司使的住宅。对这种情况见闻最清楚的是参加政事元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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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香街景

小川贯弌说,元绛为什么成为了《崇宁藏》的实际出资人,他也没查找具体的史料,并且元绛跟东禅寺住持冲真的关系他也不清楚,但他从《开宝藏》的印经事件推论起,所以他认为元绛对印经事务很熟悉。沿着这个思路,小川贯弌做了如下的推论:“他当了参知政事后,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三日,被命任编纂《传法院新编法宝录》的参定(定稿)之职。其编纂事业,到元丰二年五月,元绛辞去参知政事之职,由后任的蔡确继承。在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早被废止,同寺传法院的译经事业也已经断绝。熟知这个实际情况的元绛,偶然由于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劝募出版大藏经而给予支援,当时因实施新法带来政局不安,曾任参知政事要职的元绛,祈求地位的安泰,当了出版藏经的请主,其间详细的事情虽不明了,但其目的是不难推测的。”

如此说来,《崇宁藏》虽然是一部私刻大藏,但还是得到了政府官员在背后的有力支持。本文的最后一个段落,小川贯弌的结论则为:“成为这个江南民间大藏经出版事业之发端的,是由于福州东禅等觉院请主参知政事元绛,与都劝首住持慧空大师冲真的所谓《崇宁万寿大藏》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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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东禅寺的遗址处

我所看到小川贯弌的这篇文章,是林子青先生所译。林先生给这篇译文写了个前言,他讲述了小川贯弌此文的出处:“最近偶然看到1958年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六卷第二号、第七卷第一号),先后载有小川贯弌氏的《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和《福州毗卢大藏经的雕印》二文,引证繁博;虽然时隔三十年;对我仍有启发,因而翻译,分两次发表,以饷读者。”

那么,林子青为什么要翻译这篇文章呢?前言中也予以了说明:“六十年前,日本佛教学者常磐大定博士来华,考察佛教史迹到福州时,在踏查东禅、开元二寺之后,毫无所得。他曾感慨地说:表现福州佛教文化的是雕造两部大藏经的事。一部是东禅等觉院刻的,一部是开元寺刻的,两者同称为福州本。福州本是按照蜀本五千四十八卷,增加新译经论和此方撰述。这个大业,完成于民间之手,而且刻了两部,这是文化史上一大事业,可说是福州莫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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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里上万的经版

关于东禅寺为什么要刻这部大藏?李富华、何梅在《汉文佛教大藏经》中有这样的论述:“《崇宁藏》是继北宋《开宝藏》和辽《契丹藏》之后雕就的第三部大藏经。前两部大藏经都是奉皇帝敕命,由朝廷监造流通,属于官版大藏经。寺僧欲请得这种官版大藏经,需待朝廷颁赐,实非易事。况且宋、辽南北割据,宋地仅汴京一副刻板,远远不能满足各地,尤其是边远寺院的需求,这种状况成为重刊一部大藏经的起因。”

他们认为前两部大藏都是官刻大藏经,各个寺院要想得到此经就必须等到朝廷的颁赐,但显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寺院并不多,这就让很多想得到大藏经的寺院希望能独自刊刻一部,但是刊刻大藏必须要得到朝廷的批准,否则就成了违法行为,而小川贯弌的那段论述正讲到了《开宝藏》因为经费问题,朝廷同意由寺院自行刷印,这就等于给私刻大藏开了一个口子。李、何二先生在文中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朝廷之种种缘故,将印经院的《开宝藏》经板赐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开始由寺院进行管理,这种变化又为由寺院组织刊版大藏经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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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经过

那么,为什么首部大藏刊刻于福州呢?《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中做出了如下的分析:“神宗元丰年间,东禅院集中了慧荣、慧空大师冲真和智华等一时名僧;加之福建省是东南各省中森林资源最丰富的一省,木材、造纸、雕板印刷业很发达,这些因素又使得在福州东禅院开板大藏经具备了主客观条件。因此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以前,于福州东禅等觉院筹划开雕一部私刻大藏经的时机已成熟,条件已俱备。”这段分析讲述了东禅寺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了一起,才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文化工程。

这部大藏刊刻于福州东禅寺,但为什么名称却叫《崇宁藏》呢?这跟此寺的历史名称变迁有紧密的关联。关于东禅寺的历史,在同治年间重修的《福建通志·寺观》中有一段记载:“东禅院在易俗里,梁大同五年(539)郡人郑昭勇捐宅为之,在白马山上,旧名净土。唐武宗废为白马庙。咸通间(860-873)僧惠筏居之,(僖宗赐号辨才大师)。及夜禅定,有戎服若拜而辞者,是夕或见乘白马去。观察使李景温因复为寺号东禅净土。钱氏号东禅应圣。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号东禅寺。崇宁二年进藏经,加号崇宁万岁,(有徽宗赐僧达杲御书及大藏经板)。绍兴十年改报恩广孝,十七年改广为光,(米芾书额)。明成化间改宝峰,今为东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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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一条僻静的小路

原来东禅寺有这么多的不同寺名。然这部大藏定名为《崇宁藏》却是因为宋徽宗改元为崇宁,命天下寺院都称为崇宁寺,故而这部大藏定名为《崇宁万岁大藏》。然而这部大藏中的天字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前有《敕赐福州东禅等觉寺天宁万寿大藏》一文,此文的前半段为:“旸窃见朝廷近降指挥,天宁节天下州军各许建寺,以‘崇宁’为额,仍候了日赐经一藏,有以见圣朝绍隆佛乘,祝延睿算,实宗庙无疆之福。然旸契勘大藏经,唯都下有板,尝患遐方圣教,鲜得流通。于是亲为都大劝首,于福州东禅院劝请僧慧荣、冲真、智华、智贤、普明等募众缘,雕造大藏经板及建立藏院一所,至崇宁二年冬,方始成就。旸欲乞敕赐东禅经藏‘崇宁万寿大藏’为名,祝延圣寿,取钧旨。十一月日奉议郎守尚书礼部员外郎充讲议司参详官陈旸札子,十一月二十日进呈,三省同奉圣旨,依所乞已降敕命,讫二十二日午时付礼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

由这段话可知,这部大藏的正式名称是《崇宁万寿大藏》,这跟上文提到的“万岁”差了一个字,那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呢?李济宁先生的大作《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一书中有《崇宁万岁寺或崇宁万寿寺考》一文,其文中详细探讨了“岁”字与“寿”字,而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寿”字为准,故而该部大藏的正式名称则为《崇宁万寿大藏》,简称《崇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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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前,此处佛音缭绕

对于此藏的地位,李、何二先生说:“《崇宁藏》的问世,不仅开创了我国私刻大藏经之先河,而且对宋、元两代及明初大藏经的刊板影响很大,因此在我国大藏经雕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私刻大藏,但二先生在分析了《大般若》卷一的那段文字后,却又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崇宁藏》刊版性质的转变。东禅经藏从赐名为《崇宁万寿大藏》时起,已由私刻版大藏经转变为准官版性质的一部大藏经了。这种特殊的性质,在《崇宁藏》以后的历代私刻版大藏经中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认为自从赐名之后,《崇宁藏》已经由私刻大藏转变为了官版的性质,如果有了这种转变,那《崇宁藏》还算不算是一部私刻大藏呢?文中没有说明。但是从本藏的刊刻题款儿来看,《崇宁藏》集资的主要地方还是在福建省内。有的人刊刻一函,也有的人所出费用仅够刊刻一卷。前面提到的初期主要捐资人元绛到元丰三年去世,这部大藏的刊刻就有了暂时的停顿,而后到了元丰八年,因为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这部大藏又得以顺利地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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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琯尾巷看见地藏寺

大约用了30余年,这部大藏得以完成。而后刷版、补版,一直流传到了元末,后来该寺失火,这部大版被毁。即使这样,《崇宁藏》前后刷印的时间仍有二百年之久,可是得以流传至今者,中国一部完整的《崇宁藏》也不存在,所见仅是少量的零本,这些零本无论公藏或私藏,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十卷而已,而我手中也仅存一卷。

小川贯弌在文中提到日本除了那三座寺院藏有《崇宁藏》之外,还说到这样一段话:“这些比较古的印刷物,是京都东山三圣寺的藏经。它是福建路安抚司的王伯于南宋的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印刷施入于明州(今宁波)瑞云山的参政太师王公祠堂的。由入宋僧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带回日本而成为三圣寺的藏经。但其多数已经散佚,今日作为全体的资料已失去研究上的价值。”这段话讲到了三圣寺也藏有一部《崇宁藏》,并且讲述了此藏的来由,同时称这部大藏已经散失了,因为散失的太多,以至于失去了研究价值。

是什么原因散失的,小川贯弌在文中没有提到,但有意思的是,我所藏的那册《崇宁藏》恰好钤有三圣寺的印记,说明这一册也正是在南宋年间带回到日本者。而后这册大藏在日本存了九百多年,又从那里返回中国而被我得到,这也算是一段小因缘吧。这些年来我在中国看到的几册《崇宁藏》零本,在首页上都钤有“三圣寺”的藏印,同时还钤有日本藏书家寺田望南的两方著名藏书印记。难道三圣寺佛经的流传跟寺田望南有一定的关系?可惜我无法看到相关的研究文章来印证我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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