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科研不能落入西方期刊论文指数之“坑”

作者 | 樊秀娣（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全面铺开，国外科睿唯安、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等期刊集团旗下的数据库也加大了向我国推出各种期刊论文指数（定量指标数据）的力度。

客观上，诸如SCI、ESI、高被引论文等相关期刊论文指标数据，与对于学者个人的学术评价、各种大学和学科排行榜、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的遴选标准以及国家对高校经费投入多少等紧密相关。

面对如此现实，也难怪学校要“拼了命”地追求这些期刊论文指数了。

然而，正如科睿唯安公司创始人、“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生前所言，“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

遗憾的是，国人在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些期刊论文指数基本内涵的情况下，却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这些指数“带偏”了。

盲目追捧这些指数，将会把中国教育科研引入不堪境地。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

第一，目标偏离。

一旦西方期刊论文指数被视为反映高校办学质量的绝对标准，学校教育科研的业绩目标无疑就会异化为发表SCI论文，因为构成这些指数的“原材料”就是SCI论文。

这里暂且撇开高校还要承担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职能不谈，单就科学研究而言，SCI论文不能简单地与科研成果画等号，顶级SCI论文（高影响因子、高被引）也不能简单与顶级科研成果画等号。

道理很明显，即使是被国人奉为三大国际顶级期刊（简称“顶刊”）的《自然》《科学》《细胞》，也不能保证刊登在上面的文章就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科研成果，“顶刊”也不时会有“撤稿”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此外，不少SCI期刊的评审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博士甚至更低专业资质的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学术论文的价值本就荒唐。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开门见山指出：“由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我们作为科学者的工作，这可以说是一种扭曲现象。”

而201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威廉·凯林早在2017年就在《自然》上发文，批评当下论文数据“华而不实”，指出论文越来越像稻草堆砌的“豪宅”，而不是坚固的“砖房”。

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国人不该一厢情愿地神化SCI论文（高影响因子、高被引），高校和科研院所更不该为了把期刊论文指数“做上去”而把全员工作业绩目标都定位在唯SCI期刊论文上。

第二，决策失误。

毋庸讳言，ESI是目前国内反映学科水平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指标，客观上，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把它作为监测高校学科发展的主要指标，同时ESI也成为国家对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依据。

那么，ESI指数究竟是什么？说得通俗点，就是各学科SCI论文各种“被引”情况的综合排名。表面上看，ESI是纯粹数据统计，从中体现的论文学术贡献度相对客观、公正，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姑且不讨论“高被引”论文是否一定代表高水平学术成果，单从ESI的22个学科分类看，很明显各学科口径大小十分悬殊，像工程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口径要远大于诸如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的口径，进一步溯源，ESI是美国汤森路透与医疗集团联合研发而成，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ESI中的医学、生物学等学科分类较细的原委了。

事实上，SCI收录期刊的学科分布也相当不均衡，由此就直接导致了ESI、SCI数据对某些类别学科很有利、对某些类别学科很不利。

说到底，不同学科的ESI、SCI数据无可比性，有些仅仅因ESI指数出色而设置或扩招的学科专业，除了教师拥有发表SCI论文的长处，学生又能从中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呢？

难怪坊间流行把生物、化学、环境、材料（简称“生化环材”）并称为最“坑”学生的四大专业，其实明眼人都清楚这是盲目依赖ESI学科排名的不良后果。

第三、失去定力。

国内学界对西方期刊论文指数的强烈敏感让不少教育科研机构随着指数更新的周期，长则一年、短则两月就会产生一次“高潮”。

继SCI、ESI等论文指数之后，近年又冒出一个“自然指数”，这个对全球教育科研机构一年时间内在82本指定期刊上（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四个学科领域）发表论文数量简单汇总的论文指数，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显而易见，然而，却依然能在国内学界成为“新宠”，足见国内学界对这些期刊论文指数的盲目推崇程度。

其实国内教育科研机构管理者也未必不清楚这些论文指数的科学性不高，但在强大的“指数效应”面前，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少有“坐怀不乱”的。

于是乎，各种类似高校“SCI、ESI指数大幅度上升”、“ESI进入全球1%、1‰、1?酃学科”的报喜信息此起彼伏，各种庆功、奖励也热闹非凡，而这背后是教育科研机构着力把指数“做上去”的各种“攻略”以及大量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

当这些频出的西方期刊论文指数明里暗里成为中国教育科研评价的标杆时，不少学者迫于组织绩效目标的压力，难以保持学者应有的学术信仰和追求，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短平快”的科研活动、转向适合发表SCI期刊的研究领域、迎合期刊编审“口味”而玩弄概念和词藻，甚至还有以不法手段来发文的行为。

如此换来的指数上升，背离了教育科研初衷，更拖了教育科研的后腿。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否认西方期刊论文指数在对某些学科领域论文统计、分析和评价上的独到作用，把它们作为一定的科研参量未尝不可。

本文强调中国教育科研不能落入西方期刊论文指数之“坑”，是指不能把西方期刊论文指数作为衡量国内教育科研个人和集体成果的绝对指标，也不能把追求指数上升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唯一或主要绩效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学评价指标研究”（编号BIAI60125）资助。

《中国科学报》 (2019-11-20 第1版 要闻)